3.用实证和经验性方法研究宪法监督制度

　　对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是我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积累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今年的在违宪审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我国立法实践的现实考察和外国违宪审查实践的实证分析。 毕业论文

　　（1）    基本法实施中的释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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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的实践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从宏观理论命题的探索到具体解释学方法论的转变，学术界力求通过方法论的技术层面来解释不同法系、不同制度之间出现的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价值冲突。有学者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全国人大在解释过程中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的同时重视法理学说的运用。并且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体现了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40]。针对议员提出的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违反基本法的指控，有学者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证了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不抵触基本法，符合基本法关于政制体制的设计原则和精神。[41] www.dxs5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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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国违宪审查的实施路径 毕业论文

　　对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宪政基础和独特制度设计，有学者对行政诉讼体制的规范构成和运行状况的分析中，指出行政诉讼法设计的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瓶颈之治[42]。也有学者从行政诉讼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重构行政诉讼作为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突破口问题。[43]有学者从当下轻言违宪的现象出发，提出了在宪法审查的入口处设置启动要件环节的设想，并回答了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的问题。[44] 毕业论文

　　（3）    国外违宪审查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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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外国违宪审查的实践，学者们研究了美国、英国和南非的典型性宪法案例。如有学者从美国宪法判例为中心，论述了高校基于学术基因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45]对于英国法上实体正当期待的司法审查，有学者从案例的角度，对考夫兰案作了剖析，指出了针对法院对正当期待的威斯布雷不合理基准、程序正义基准和权力滥用基准，考夫兰案突破了传统审查行政合理性的威斯布雷标准的限制，迈向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46]。南非的学费制度引发了一场宪法讨论，南非政府和南非教育权规划委员会各持不同立场。南非政府认为在压缩财政开支的前提下，收取学费是补充学校资金、防止教育崩溃的有效措施，而教育规划委员会认为学费制度不仅剥夺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而且违反了教育平等权，是违宪的。南非从学费制度为突破口探讨教育权和教育平等权的做法对认识我国目前存在的教育难题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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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系统考察了美国宪法判例中的“脚注4”及其双重审查标准，并从我国宪法文本的基本权利条款的解读中，验证了对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给与不同的审查标准的必要性问题[48]。对于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有学者从宪法解释的角度及实证考察中，归纳出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及宪法保护问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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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文本——规范”方法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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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xx年的宪法学论文中，有关涉及宪法文本或运用文本方法解释宪法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加。大多数论文研究的课题与现实公共政策相关联。如对对司法权、检察监督权、《选举法》中的“四分之一”条款[50]等的研究等，对这些争议，学者们都从宪法原理和宪法规范出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重视宪法文本，以文本的解释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倾向开始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重要标志。发挥宪法的应然解释力，是与宪法学者关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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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文本为基础的合宪性控制 毕业论文

　　有学者针对地方改革中有关经济改革、广东集体土地产权流转试验以及基层民主与法治中乡镇长直选试验等违法（宪）的实例，借用多年前学者们讨论的“良性违宪”问题，提出了围绕中国宪法文本的中心原则，即民主（宪法第2条人民主权原则，第3条人大制度），法治（1999年宪法修正之后第3条）和人权（20xx年宪法修正之后第33条），并阐述了一些具体标准，如实体条件（促进或至少不损害权利和自由）、程序条件（促进或至少不损害民主和法治）、非外部性（不损害受益地方范围外的利益）及比例原则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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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文本为根据的公共政策解释 毕业论文

　　如有学者从现实中的宪法问题出发，研究了宪法文本中的农民条款，认为宪法文本中的农民概念和范畴应具有如下内涵：作为公民的农民；作为职业范畴的农民、作为阶级范畴的农民与作为多种经济成分构成体而存在的农民。并经过文本分析后认为“农民无论是在整体意义上还是个体意义上，都是具有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宪法地位的公民，其规范对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制定产生约束力，任何违反这一效力的行为、法律或规范，是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应把有关农民的不同含义“还原为纯粹的职业概念”，不应扩大解释为某种政治身份、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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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孟母堂”事件中存在的“受教育权”规范的解释问题，有学者从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解释中，探讨了从宪法层面解决有关争议的途径[53]，认为宪法文本的这一条款分解为“受教育权利”条款和“受教育义务”条款，如何正确解释这两个条款的规范内涵就成为解决“孟母堂”事件的关键之所在。 www.dxs5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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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宪法效力与台湾的宪法地位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1982年宪法对国家和公民统一台湾的义务以及和平统一台湾的机制和运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途径有具体的规定，因此，1982年宪法是目前反台独斗争的基本法律依据,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解释1946年“宪法”和新中国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何适用于台湾地区的问题[54]。作为学术见解，该作者认为，通过释宪途径界定台湾问题性质是十分重要的，具体需要解释的内容包括：台湾地区在1982年宪法中的地位如何；1982年宪法台湾地区的效力如何；台湾人民在宪法中的地位如何；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及法律制度。[55]有学者从宪法文本的视角对被剥夺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之间的关联等进行了研究。针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质疑，有学者从我国宪法和刑法的文本规定中，指出了该规定的违法性[56]，并提出该《条例》存在着违法因素，表现为：过度干预社会生活；侵害公民的择业自由；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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