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为背景，以孟樾教授一家为主体，描写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人格操守和各自不同的性情风流。民族恨家国仇，山河破碎，即使偏居西南一隅，也未能逃脱入侵者的战火。但是，这样的乱世里，他们依然教书读书做学问，依然关心亲人朋友，人心人情从来没有因为战争而失去了体贴、安然和细腻情怀。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很少失态的，很少乱世里的焦躁。他们心绪起伏，却并不抱怨，依然坚守着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本职，如警报和轰炸中，物理学教授庄卣辰情愿身陷泥土也紧抱实验仪器;孟樾先生写直面历史的研究文章，并不忌讳是否得罪了当局。他们关注着民族危亡的时局变化，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含糊，且本身已然置身其间，并非超然世外的，但纷乱中的他们却依然葆有读书人的内心追求，如孟樾先生所云“若能在心里保存一点自蘸清溪绿的境界，就不容易了”。

　　当然，他们的性情风格也存在着差异，有视科学研究为生命的庄卣辰，有沉浸于楚辞华彩里的江昉，有言语刻薄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有嗜好云烟云腿、学问骂人都了得的白礼文，也有学问之外很善经营也不免沾花惹草的钱明经，等等。离乱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运命。但是，他们总体呈现着一种特殊的气质，是一种为人为文的自觉，是对自己所事工作学问的一种身心认同和尊重，是乱世里依然葆有审美心态的从容——腊梅的暗香流动于炸弹腾起的尘烟。

　　也或如此，《东藏记》起首即写昆明的非常蓝天白云，“聚得厚重时如羊脂玉，边缘似刀切斧砍般分明;散开去就轻淡如纱，显得很飘然”，叙事中时见彩云浮动，如小说中写“嵋”们两次逃警报，第一次，敌机只是路过，“他们出了防空洞，见天空还是那样蓝，云彩还是那样飘逸，腊梅还是那样馥郁”;第二次，她们经历了真正的空袭，“嵋”被人们从土中扒出时，“天还是那样蓝，那朵白云还在不经意地飘着。外公，警报，飞机，炸弹在她脑中闪过，她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云朵好似观照了人物内心的成长，云若一种诗性的存在，处处于日常生活，却也是超然的，审美的，是战乱里这些读书人的灵魂追求。

　　有一段对话印象颇深。是昆明学生第一次游行时，仉欣雷和嵋、小娃还有玮玮相逢，仉欣然请他们去吃西餐。看着嵋“把面包切成小块，仔细抹上黄油，一小口一小口吃”，欣雷说：“照说，人都受环境影响，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总有一种清气，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很奇怪。”玮玮沉思地说：“虽然吃的是‘八宝饭’，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是自觉的诗意了。不是那种植了几盆菊花就自许“采菊东篱下”的诗意，是心中有持守，脚下是泥、头上是云的“见南山”。

　　丰子恺有一幅名为《警报作媒人》的画。不画警报下的纷乱窜突，却画一对蓝衣红服的男女坐在两崖夹峙的草地上，在谈情说爱。丰子恺在他“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对此有生动描绘。其时，日军登陆南宁，攻陷了宜山附近的宾阳，学生教师扶老携幼逃难贵州，道路崎岖，交通阻塞。那样的时候，警报频响是太平常的事了。但画中却丝毫未见流露途中的种种艰辛，和对国难家事的愤慨忧心，还是将画笔将人生的美——那种纷乱中的人性美——点化出来，使人觉得活着还是有希望，有安慰，有温暖的。如废墟里飘然的腊梅香一般的清贵。

　　乱世不见得都因为了战争，所谓盛世其实也危机四伏，所以消沉、堕落或者随波逐流其实不必挟持了时代来作理由，倒不如反求于诸己的心念和持守，或者说自身对曾经的信和念的坚定或游移。心念的在在凝聚，恰成一种力量。

　　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不该只是在小说里，抑或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