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农民维权活动在对知识精英们进行着现代权益社会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出现了社会危机，知识精英们就会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上世纪初，在洋ooo枪ooo洋炮的冲击下，封建专制和民族存亡成为了问题，就产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在经受那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后，那些长期感到受压抑的利益和理性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于是出现了以“文化热”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旧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下岗和三农等问题的显性化，要进行一场“新启蒙”的呼声又正在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然而，那些已有过的或正在发生的启蒙行为，无论是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知识精英们都企图利用这一神圣的运动，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引导下，专业化话语就为既得利益与社会权力的分配的法码，“启蒙”就成为了让少数知识精英获得社会发展话语权的方式和手段，启蒙运动最终变成了知识精英对社会发展话语权的争夺。而当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当政者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时，那些被知识精英宣传的政治话语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式，甚至成为了某些社会模式的代名字。为了强调“知识“的政治权威，移植西方政治话语就成为了最为常用的手法。然而，如果这种移植离开了中国民众社会的现实，忽视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前提，给社会带来的并不一定是福音。中国近现代许多时期，正是在当权者和知识精英共同营的专业化社会话语体系中，广大工人和农民这些民众社会的主体，逐渐沦落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历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近十年的农民维权活动，农民是以自身的力量在影响执政者，而以自身的行为在教育着知识精英们。当一些先锋知识分子举起所谓“新民权行动”的旗帜、高呼宪政、民主和民权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早已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抗争活动。正是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给那些有良知的知识精英们巨大的冲击。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种来自底层社会的力量，并从农民维权活动所取得的成就中体悟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解决希望所在。农民们不屈服的抗争，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到整个社会，这对于那些知识精英们来说，是具有十分的影响的，在许多方面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这说明，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在自于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农民正是根据自己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们的话语权的。这种抵制的意义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真正的走向。正是这种抵制，让许多知识精英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维权活动是中国民主和法制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再一次证明，只有那些民众从自身的生存状况产生的社会行动，才能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而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任何社会模式或发展计划都会在农民不屈服的维权活动面前显得幼稚可笑。

　　第三，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的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着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农民从“依法抗争”到“以法抗争”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我在研究中注意到，在农民“依法抗争”阶段，主要是“议题式维权”，一般是就具体的已发生的事件而提出单一的维权诉求。他们是以上级作为诉求对象的。而到了“以法抗争”阶段，农民进行的是“法定式维权”，奋起维权的农民不再以具体的事件为依托，而是以“法定权益”标准来衡量其所遭遇到的一切处境。法定权利是他们行动的基本框架。农民的合法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因此，他们的行动也就较“依法抗争”阶段更具有理性和克制，“超越暴力”已成为那些具有明确组织性的维权农民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征。可以说，从早几年的暴力维权，到近年来的理性维权，是中国农民权利意识的日益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我遗憾地看到，尽管农民的诉求均有明确法律依据，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很多场合，农民的理性抗争，并不能唤起执政者的认同。中国政府和官员并没有能理解这种变化，中国的许多法律法规出没有能够体现这种变化。执政者中的许多人还是按照“阴谋论”的视野将这些维权的农民视为体制的敌人。正是这种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与执政者对公民权利的无视状况才导致各种社会冲突的增加。这些冲突，有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完全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而决定这一切的关键因素则在于执政者能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民在维权活动受折后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的觉醒。从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农民维权活动虽然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从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来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命运。他们在努力将抗争的目标从“法定权益”引向了人类普遍尊重的基本人权。那些提出“解放现代农奴”口号的维权农民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而从争取法定法益到立法权利的抗争也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以预见，从“以法抗争”到“依法参政”将成为他们维权的下一个目标。这些都将改变中国基层政治的性质。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必将引发一场旨在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的世纪性维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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