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专业简介 官网信息_英国名校,标签：名校排行榜,美国名校,http://www.dxs56.com
　　18世纪，王室和议会进一步听任大学自主管理。教师和学生们干他们最想干的事：学习、享乐。他们去钓鱼和狩猎，去咖啡馆，看演出，逛妓，妓女们懂得，集中在一起的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学里的年轻牡马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师公用室里，在乔治时代的学院布景里，还能对这个风雅和铺张的时代有所感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称之为“这个极其舒适和令人尊敬的世纪”。打瞌睡的教师和狩猎、酗酒的大学生的画作是当年的牛桥毫无创意的作品。早在那时候，古怪的贵族子弟们的越轨行为就比www.dxs56.com（reading men）的驼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他们辛苦工作，希望最终至少能得到一个谋生的牧师位置。乔治时代剑桥的许多教授不举办讲座或不在学校。
　　1800年左右，剑桥（和牛津）的名声受到损害。另外两所大学超过了它们，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那是乔治二世创办的大学，不久就成了汉诺威人最着名的大学。另外，在英格兰也首次出现了竞争对手，德勒姆大学（1832年）和伦敦大学（1836年）。牛桥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同时大学生的人数却在上升。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需要新的培养场所。在维多利亚王朝这一越来越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剑桥也感觉到必须帮忙。应该改革了。一位科堡-高塔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推动了这次改革。
　　1847年，剑桥大学以微弱的多数将这位不受欢迎的德国人选为校长。阿尔伯特亲王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让女王松了一口气。他果然比英国大多数的大学教师更了解德国和英国的教育事业。但他太迁就剑桥的传统，不能进行真正的重要改革。直到1858年的大学法案才开始修改章程和教学内容。学院在大学面前过于独断专横的自治也受到了限制。特权时代结束了。不光天主教徒们要求完全的教育权利。这回连妇女也想上大学了。
　　1869年，当埃米莉•戴维斯小姐开始教授五位女生时，她的这一起点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顿学院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两年后纽纳姆学院也兴办起来了。让年轻姑娘们获得思想和社会自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可不是维多利亚社会所理解的进步。剑桥的教授们渐渐习惯了有妇女参加他们的讲座。不过，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坚持用“先生们（Gentlemen）”称呼他的男女混杂的听众。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级考试中独占魁首。但她还要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学位，评议会的先生们反对授予她学位。剑桥是最后一所同意妇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学教育权利的英国大学，从选举权到学位颁授典礼。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这也是一项纪录。作为剑桥的男子学院，国王学院和丘吉尔学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学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们男女生混杂”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约翰学院的门房负责人告诉我道，“我的前任鲍勃•富勒戴着黑色袖章，我们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飘扬。”今天，在剑桥，女生所占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项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在那之前，谁想获得硕士头衔、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都必须宣誓信奉《三十九条信纲》。1563年开始实行的这一信奉英国国教的声明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桥门外。这一宽容法令姗姗来迟，即使在这之后，学生们也必须每天去礼拜堂祈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些学院还要久。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一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有些教师至今还在怀念这种状况：“我相信学院是一个家庭，单性学院真的是个家庭。”彼得豪斯学院的大卫•沃特金院士告诉我说：“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师们生活在学院里，学生们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它生活得心满意足，一个追随一种懒散的平等时尚的小念头就让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欢迎任何平等的成份。”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或橄榄球学校的校长，他们攀升到政治、文学、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属于牛桥的这个大学教育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赖尹家族、加斯克尔家族、霍奇金家族这些贵格会教徒家庭，像麦考利家族、特里维廉家族和达尔文家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从世纪之交到1930年，这少数家族超大比例地培养出了很有影响的杰出人才――一个极其保守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剑桥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对他们血缘和精神的相似进行了描述，他是他们最后的伟大继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乌尔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为妻。
　　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只留下“维斯沃德•霍！”这个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的导师、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的冠军和亲王教育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为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剑桥人查尔斯•金斯利在维多利亚时代才那么家喻户晓。
　　1870年，当时的大学校长，威廉•卡文迪什，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资助了一个实验物理学教授席位和一所实验室，两者都是以他的一位祖先、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开始，它的催化剂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业革命没有波及到剑桥。1845年，在城市和大学争执了20年之后，至少铁路修到了这里，大学很想阻止铁路修到这里（和牛津一样）。校长强烈抗议星期天去伦敦的廉价返程票。这种星期天的出游“不仅校方觉得可恶，也必然让上帝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觉得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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